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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认为家长应该如何培养孩子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？
首先，家长不要禁止孩子上网，禁止孩子上网是不对的，当然让孩子迷恋网络也是错误的，那就需要家长的科学管理。由于电脑或手机软件的设计，本身就有利于用户自学操作，孩子对信息技术软件本身就非常热爱。所以一般不需要家长怎么指导？相反倒是需要对孩子使用信息技术软件进行管理。1.上网时间不要太长。2.要有选择性的研究和使用软件。3, 需要家长帮助的家长应该积极的予以配合。4.严格把握并杜绝迷恋不健康的游戏软件。
国民政府的侍从室是个怎样的组织？
蒋介石的侍从室听起来名字不怎么样，但是和他手下名声大噪的军统和中统相比起来，手中权力只有更高没有更低。侍从室也就是老蒋手下的智囊团，其业务范围覆盖了党、政、军三个方面，是老蒋直属的权力部门，是他独裁的利器。
侍从室里面全都是蒋介石最为心腹的爱将，也就是蒋介石的私人团队，他们直属于蒋介石，只对蒋介石负责。蒋介石在外的时候，从前都要亲自挑选参谋和他一同出去，这些参谋渐渐地组建成了小队。1936年，侍从室正式组建，也代表着蒋介石的集权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侍从室分为一二三处，每个处都有三个组，从军机、党政到人事动用全部都要经从侍从室，所以看起来只是蒋介石的秘书处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部门，却凌驾在各个国民政府的部门之上。
侍从室的人成天在蒋介石面前晃荡，而且接手的都是军机要件，许多人都想要进侍从室去“深造”一番。蒋介石对于自己的侍从室人员要求非常高，首先就要是黄埔军校毕业，而且是陆军大学出身。就光这一点就能筛选很大一部分人了。其次，蒋介石用人还要看出身。蒋介石特别看重同乡，只要是浙江人都会优先考虑。
满足这些要求之后，蒋介石还会亲自找他们谈话，严格把关进入侍从室里的每一个人。虽然进去很难，但是只要安安分分，哪怕无功无过，从侍从室出来之后，基本上都能获得一个好职位。
侍从室看起来是一个跟在蒋介石身后的小小机构，但是构建侍从室的人可都不简单。比如cc系的老大陈立夫、周至柔、张治中、文胆陈布雷等等，他们都是侍从室历任的主任，而且每个人只管一个处。这样的人员配置可以看出，为了独裁，蒋介石没有少在侍从室花心思。
“侍从室工作，是一件多荣誉的事，我当努力尽忠职守，报答蒋委员长。”这是蒋介石心腹幕僚唐纵日记记载，他1938年调往侍从室工作的感受。
侍从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？会让唐纵如此欣喜？
侍从室建立与红军有关。1932年淞沪抗战结束，蒋介石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在汉口、南昌等地成立三省“剿共”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。蒋介石时常亲临南昌汉口指挥“围剿”红军。又根据南昌行营主任杨永泰的建议，抽调时常随蒋介石出行的参谋人员、秘书、副官、侍卫人员成立侍从室，编制在南昌行营。
1936年1月，红军离开江西到达延安。蒋介石又撤销南昌行营和“剿共”总司令部，成立西北“剿共”总司令部，张学良任副总司令，代行总司令事。侍从室下设第一处和第二处。
1938年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直辖机构，再加第三处。抗战是侍从室权利膨胀的重要时期。直到1945年，蒋介石撤销侍从室，其业务并入国民政府参军处和文官处。
侍从室是蒋介石的军机处，规模小权利却凌驾于国民党各部之上。主管各类军机政要，审核各地大员请示汇报；各类政治、经济党务，参谋总长不能决定的事务；各类人事管理、任命；以及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。集中了蒋介石最核心权利。
蒋介石时常因“甚忙，不愿多批公事”，将部分事务决断权赋予各处主任。各处主任互不统属，直接对蒋介石负责。1939年1月蒋介石规定每日军事、政治公文，每类仅阅10件。到了5月，蒋介石连10件公文都没有时间处理，除非特别重要不能决定的公事，全部由各处主任决断。真可谓权倾朝野。各处主任非蒋介石嫡系亲信不能担任。
重庆时期，运输处林世良勾结商人走私，大发国难财。军统获知后上报蒋介石，侍从室定下罪名处决。林世良其实是孔祥熙办事的人，孔祥熙虽竭力活动，蒋介石还是依据侍从室的意见，处决林世良。可见侍从室权利之大，连孔祥熙都无可奈何。
历任侍从室最重要的一处主任有钱大钧、林蔚、张治中、贺耀祖、商震。
其中钱大钧曾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。钱大钧早年黄埔军校建校即跟随蒋介石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，多立下汗马功劳。钱大钧的哥哥钱伟生因走私烟土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。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:“本日枪决之钱伟声，乃钱大钧胞兄也，贪官污吏知有所戒乎？”钱大钧虽多方求情于蒋介石宋美龄，蒋介石还是置之不理。
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黄维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，“蒋介石是一个英雄，那是他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”。蒋介石的侍从室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
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侍从室模仿的其实就是清朝的军机处。不信，看看二者的来源和作用就明白了。
军机处是干嘛的，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班子。那个时候雍正为了对付西北的准噶尔，前方军情紧张，加上雍正也是个工作狂，控制欲估计比较强。所以他就从亲王、大臣之中挑选人员，统称军机大臣。他们直接跟雍正汇报军国大事，同时雍正也可以直接向他们发布命令，从而避免了朝廷日常的行政机关。
蒋介石的侍从室其实也一样。那个时候蒋介石常常需要到各个地方指挥军队，经常需要临时抽调一些参谋跟着他各地跑。于是有人建议他将这些随行的参谋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个侍从室。1936年1月的时候，侍从室正是改组，有侍一处、侍二处、侍三处组成，全称是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”。
侍一处下面有一、二、三组，分布掌握总务、军事参谋和警卫。
侍二处下面有四、五、六组，分布掌握党政、秘书、外交和情报工作。
侍三处下面有七、八、九组，分布掌握人事调查、登记、考核等工作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侍从室不过是一个侍卫和秘书性质的机构。不过，我们都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个道理。侍从室开始逐渐成为了一个掌握军机、党政、人事大权的权力机构。虽然人可能不多，但是地位可是凌驾国民政府各个部门之上。
侍从室的建立基础，是蒋介石在南昌指挥进攻苏区的作战时，身边的一批幕僚、参谋、秘书和译电部门，随着蒋介石权力的不断扩大，事务和人员也越来越多，经首席智囊杨永泰提议设立了“侍从室”。到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军务繁忙，侍从室已经扩编为三个处和一个侍卫长室，首任侍卫长就是第74军和第5军的双料首任军长，黄埔一期俞济时。
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”
侍从室第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业务，是最重要的部门，历任侍一处主任的名单一看就知道地位：钱大均（淞沪警备司令）、林蔚（作战厅长）、贺耀祖（军统局长）、张治中（军委会政治部长）、周至柔（空军司令）；第二处负责党务和政治，主任是蒋介石的“文胆”陈布雷；第三处主管人事，主任是CC系老大陈立夫，这份名单足见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和政治地位。
可以说，委员长侍从室才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指挥和政治中心，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部门必须要俯首听命的“军机处”，因为它代表着蒋介石本人的意见和决断，抗命就是谋反，非嫡系和绝对信任的大员，哪怕级别再高也不能在这里任职。
“侍一处主任钱大钧”
即便是戴笠当年，也要极力巴结委员长侍从室的各处、各组长，因为这是个“通天”的部门，极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结论，所以哪个方面都是惹不起的，财政部长孔祥熙但凡看见“侍密二”的签署，立即付钱绝不耽误，因为那是陈布雷代表蒋介石来要钱的。
《北平无战事》里那个藏在里间偷听曾可达、徐铁英和梁经伦对话的总统府陈方主任，就曾经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，曾可达当然毕恭毕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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